这样一来，王弼既超越了王充的自然论，又否定了董仲舒的目的论。
这两种超越实际上属于同一种思维方式，都是以主客观分离、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出发点。毫无疑问，儒家思想文化是人文主义的，也是人本主义的。
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心性之学，不仅理学如此，而且儒家一贯如此。这一学说，经过孟子心即性、性即仁的心性合一论的论证，把人的情感心理和意志行为提升为人的内在的超越的道德本性，从而得到了理论上的确认。这种平等以等级关系为前提，实际上并不平等。这说明，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仁，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。第二，科学技术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实际运用（农、医、天文之类除外），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，只有当它冲破儒家思想文化圈，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背景，才真正发生了实际作用。
至于后来《易传》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《中庸》的天命之谓性以及诚的哲学，已把人与自然、主体同客体的有机统一建立在宇宙论的基础上。后来的儒家曾提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己之天下也，但这无非是说，统治者也是尽义务的，大家都是尽义务的，天下虽属天下人，但这天下人仍是一个群体范畴，它仍然是由统治者为代表的，这里并没有提出个人权利的思想。[8]《易义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
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，也就是心的本然状态，明是心的认识功能。这一点正是儒家易学的突出特点。他从宇宙论进到人性论，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，实现人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境界，体现了儒家哲学的思维特征。视其体则归于无物，得其理则谓之圣人。
阴阳不接而天地睽，日月不接则昼夜睽，礼义不接则男女睽，君臣不接则上下睽，情类不接则万物睽，但睽之时义不可持久，到了一定时候，就要合睽以成其化[10]，因为睽之中有相合相济之理，故合睽则能引起正面的变化。范仲淹易学思想的明确特点，改变了汉唐以来的象数学与注释学，着重于阐发义理，也就是以义理解易。
[3]《易义》，见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通幽洞微，极万物盛衰之变。从以上简单分析不难看出，范仲淹的易学思想主要是讲天人关系问题的，这正是儒家哲学，特别是理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。至于他所阐发的改革和变革思想，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创造精神，具有时代的现实意义。
[15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九。阴进而阳降，上下交感之时也。从理论上说，他继承了王弼的易学传统，也为胡瑗、程颐的易学搭建了桥梁。这种思维方式，也正是理学的思维方式。
自诚而明，是由至诚之性发而为明德，自明而诚则是经过自我认识，返回到至诚之性。但这种变化和作用虽然微妙无穷，却又不是不可推测、不可预知，因为它有变中之常、事中之理。
[1]《玄经原旨发挥》，见《道藏》第二十一册，第16782页。心是标示主体性的重要范畴，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把心仅仅看作是认识主体，而是看作意识存在与知觉作用的统一，这一点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得到了发展。
[7] 神化是说明自然界自己运动、自己变化的两个重要概念，也是说明天人关系的两个概念。他由此提出下者上之本，本固则邦宁[11]的命题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主义学说，要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利益，重视人民的要求。它不是现象本身，而是隐藏在事物内部，只有通幽洞微、钩深致远的穷神知化功夫，才能把握。[5]《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六。范仲淹实行的改革并没有成功，但他的这些思想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。但它又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，因而必须考量时空的因素。
《易传》是讲变化之道的书，天人会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其道以变而通之，即适应时、位的变化，实行改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的学说为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，他所提出的问题，具有理学的一般性质。
在他看来，易本来无体，其形而上之道便是无体之体，这无体之体却又在现实事物中表现出来，不离现象而存在。[13]《上执政书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八。
应该说，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学说。为此，他主张穷究宇宙的变化之道，以明社会发展之理。
[14]《易义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他提出：道者何？率性之谓也。后者是功能范畴，指认知作用。何以率性？则需要诚而明之，中而和之[5]。
重要的是，他的易学思想，在理论建构上，虽然还没有完成像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那样的体系，却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轮廓。[4]《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六。
但这种学说脱离现实人生，追求绝对超越，不仅非今理天下之道，而且危害极大，必须破除而廓清之。事物相感而至于通，就进入顺利发展的阶段，畅通而无阻，不至于阻隔而不通。
毋宁就是一种自我实现。他既反对象数学的烦琐推演（这一点有似于柳宗元），又反对佛、道哲学的虚无和性空（这一点同当时的胡瑗等人一致）。
钩深致远，明二仪生育之功。总之，范仲淹认为，变通是易传的根本思想，也是易学的精神所在。他把这看作是一种权，权固然不能取代常，但应该而且必须反常，否则社会人心将无法通。此圣人作易之大旨，以援于理天下者也，岂徒然哉。
其实，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，这一点人们似乎讨论得并不多。[7]《范文正公别集》卷三。
比如困、否与泰诸卦，都是说明这一思想的。[12]《易义》，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五。
范仲淹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，他的易学思想散见于《易义》《易兼三才赋》《乾为金赋》《穷神知化赋》《四德赋》等文章和诗赋中。他说：性以诚著，德由明发。
